一、省教育研究院原党委书记、院长汤贞敏违规公款吃喝问题。2013年12月至2018年1月，汤贞敏借参加省教材研讨会、省高教社年度选题论证会等工作之便，先后组织或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16次，花费4.6万元，其中14次宴请饮用了高档酒水。汤贞敏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款被收缴。

二、广东岭南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社长）李健军违规发放津补贴问题。2013年至2019年，李健军违规决策以“年货费”“冬至过节费”“开门利是”等名义，给公司干部职工发放津补贴536.3万元，其中公司班子成员领取35.1万元。李健军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免职，违纪所得被收缴。

三、深圳市大鹏新区土地整备事务中心主任毛红华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消费卡问题。2018年和2019年春节期间，毛红华先后收受3名管理服务对象价值3.1万元的高档烟酒及购物卡。毛红华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行为，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违纪违法所得被收缴。

四、广州广汽交通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许建平公车私用问题。2018年4月至2019年11月，许建平经常使用业务用车上下班，还先后10次在节假日公车私用。许建平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款被收缴。

五、云浮市云城区云城街丰收村党总支部原书记、村委会原副主任张石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问题。2019年元旦、春节期间，张石云在明知龙某是违法建设人员、政府重点打击的“两违”对象情况下，仍先后2次接受其安排的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张石云还存在其他违纪行为，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上述5起问题，是节日期间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常见病”“易发病”，是不收敛不收手的典型，相关违纪人员被严肃处理，教训十分深刻，这进一步说明当前“四风”问题存量还未清底，增量仍有发生，稍有松懈就可能前功尽弃。今年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的理念正风肃纪反腐，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毫不松懈纠治“四风”。广大党员干部要加强廉洁自律，领导干部要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带头抵制节日歪风，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尚。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始终坚持全面从严、一严到底，坚持纠“四风”和树新风并举，严查借节日之机违规收受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违规吃喝、餐饮浪费、违规用车、违规发放津贴补贴等问题，密切关注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以作风建设新成效为“十四五”开好局提供坚强保障，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来源：南粤清风网）

省纪委监委通报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最先出现在枣庄市峄城区城市供排水管理中心。

春节回家，与亲人团聚是中国人的传统和夙愿。小刘想回家的心情可以理解，但面对春节人员流动增多、疫情传播风险加大的特殊情况，党员干部更应带头遵守疫情防控纪律，响应国家号召就地过年。如果确有必要出行，也应该严格履行报批程序。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不按要求报告或者不如实报告个人去向，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不按照规定请示、报告重大事项，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如果涉及到出国（境）的行为，《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违反规定出境或者办理因私出境证件的，予以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除了不按规定履行报批程序，还有一些违反疫情防控纪律的行为，党员干部也应该杜绝。比如，防控工作期间聚集赌博、饮酒，不服从管理并发表不当言论，疫情期间违规操办婚丧喜宴，擅自脱离防控岗位，落实疫情防控工作不力，违反疫情防控有关规定等。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人人担责。小刘不论是作为公民，还是作为青年干部，都应该严格遵守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切不可违背组织纪律私自行动。这样不但会给疫情防控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也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2020年春节前，北京市海淀区体育局综合管理服务中心工勤人员骆某向单位报备，申请1月26日至2月1日到香港旅游。假期结束后，他向单位谎报已经返回，未经允许又继续到韩国、泰国等地游玩，直至2月14日才返京。回京后，骆某故意隐瞒行程，既没有向单位、社区报告，也没有主动居家隔离。3月11日，骆某再次未经允许，私自离京到珠海和澳门游玩，3月15日才回京。这次同样既没报告，又不居家隔离。1月26日至3月15日，骆某先后3次离京、出国境，累计30天，到达5个国家地区和国内城市。作为党员和国家机关工勤人员，骆某违反纪律，造成不良影响，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责令辞职。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实现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胜利。但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个别本应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的党员干部却违纪违法，给疫情防控带来风险，给人民群众带来不便。

搞变通、打折扣、做选择，敷衍应付、作风漂浮；防控意识松懈，使得制度形同虚设；疫情防控期间违规饮酒，甚至参与赌博；漠视群众疾苦，服务不上心不尽力；不但不配合，甚至干扰疫情防控……近期，多地纪检监察机关通报了违反疫情防控纪律的典型问题，给广大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全体党员干部应当克服麻痹思想、松劲心态，自觉服从防控大局，积极配合防控工作，依法落实防控责任，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来源：廉洁深圳网站）

@党员干部，这些违反疫情防控纪律行为不能有！最先出现在枣庄市峄城区城市供排水管理中心。

小刘担忧政务处分会对自己的前途造成影响，这种心态可以理解。他能在组织进行回访教育时，坦诚提出自己的疑问，说明他对组织充满信赖。那么，政务处分期满后，是否还会对被处分人造成影响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公职人员被开除的，自政务处分决定生效之日起，应当解除其与所在机关、单位的人事关系或者劳动关系。

公职人员受到开除以外的政务处分，在政务处分期内有悔改表现，并且没有再发生应当给予政务处分的违法行为的，政务处分期满后自动解除，晋升职务、职级、衔级、级别、岗位和职员等级、职称、薪酬待遇不再受原政务处分影响。但是，解除降级、撤职的，不恢复原职务、职级、衔级、级别、岗位和职员等级、职称、薪酬待遇。

可见，公职人员如果受到的是开除以外的政务处分，在政务处分期间只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有悔改表现，二是没有再发生应当给予政务处分的违法行为，那么，政务处分期满后该政务处分就会自动解除，不会对后续的职务职级、工资薪酬等晋升造成影响。

小刘既然因为工作不力受到了政务处分，他应该正确认识、反省自己犯过的错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尽早摆脱“受过政务处分就没有前途了”这种错误的想法，大胆担当作为，用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重新赢得群众和组织的肯定。

典型案例

2017年7月至2018年5月，在天津市第五中学搬迁及与天津市第五十一中学交接过程中，相关单位工作人员疏于对化学实验室内危化品处置和管理，致使化学实验室内危化品长期脱离监管，存在重大安全隐患，造成不良影响。时任天津市第五十一中学总务处主任徐凯受到政务警告处分。在受政务处分期间，徐凯全身心投入工作，取得较显著成绩。影响期满后，经组织考察，他被提拔为天津市第五中学副校长。

延伸阅读

《政务处分法》在总结借鉴相关处分类党内法规和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系统规定了政务处分适用规则。政务处分期满后自动解除这一处分适用规则正是体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和实事求是、过罚相当的原则，有助于引导和促使有违法行为的公职人员真诚认错知错改错。

“受政务处分”是公职人员违法后所必须面对和承担的行为后果，但政务处分是惩戒也是提醒。组织作出的政务处分决定，目的是警示教育犯了错的公职人员强化法律观念和规矩意识，及时收敛收手，避免在歧路上越走越远。因此，公职人员挨了政务处分之后，关键是要摆正认识、端正态度，不能被负面情绪裹挟，影响到今后的人生走向。只要深刻认识、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重新把精力投入到干事创业中，踏踏实实去打拼，未来依然可期。（来源：深圳特区报）

政务处分期满后还会有影响吗？最先出现在枣庄市峄城区城市供排水管理中心。

今年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多次通报曝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记者通过梳理发现，穿着隐身衣的变异“四风”问题比较突出。主要涉及违规发放津补贴，接受管理服务对象以及下属吃请和收受礼物、电子红包，公车私用等问题。

通报案例中，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问题占比较大，成为最为常见的一种“节日病”，其隐形变异则表现为巧立名目、打“擦边球”，转嫁成本、用下属单位或企业“打掩护”，套取专项资金、私设小金库用于发放补贴福利等。

天津市地质调查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地质环境监测总站原常务副站长周文彬在班子成员会议上提议，在职工收入“奖励性绩效”里设立“工龄工资”一项，按工龄每满1年每月发10元的标准，按月发放“工龄工资”。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该院和监测总站违规发放“工龄工资”27.5万余元。其中，周文彬领取2520元。2019年8月，周文彬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所得已上交。

还有的打着为大家服务的名义，变通支出。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先后三次组织职工开展游泳兴趣小组活动，违规办理多张健身卡、游泳卡，共在工会经费中报销费用79450元；违规购买篮球服，共计报销费用69935元。2019年11月，该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郭晓鹏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资金予以清退。

“借工会组织活动的名义变相发放福利，看似合情合理，实则违规违纪。”陕西省西安市纪委监委驻市财政局纪检监察组负责人谈及该案例时说，这种行为助长了单位的不正之风，为滋生腐败问题提供了土壤和空间。

记者梳理案例还发现，借助电子商务业务、快递业务的飞速发展，一些“四风”问题从“明面”走向了“暗线”，个别党员领导干部通过收发电子红包、收寄快递等形式收礼送礼。如，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黄安镇政府环保安监网格员薛勇，违规收受监管辖区内企业负责人通过微信转账的好处费3000元，并在其后多次环保检查中为该企业通风报信。2019年8月，薛勇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调离工作岗位，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还有个别党员干部在接受管理服务对象以及下属吃请和收受礼物时，采取各种方式躲避组织调查。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巽寮管委会基建办副主任林海良等18名党员干部应某房地产公司邀请，参加其举办的联欢晚会。晚宴期间，林海良等7名管委会干部和11名村干部凭现场领取的兑奖券，分别兑换现金“红包”2000元至5000元不等。

“以现场抽奖得到的兑换券兑换现金，可谓是在送礼金上用足了心思。”惠州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有关负责人表示，这种隐蔽的赠送红包礼金的行为，让一些党员干部产生侥幸心理，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发现和查纠“四风”问题加大了难度。

从通报的案例看，个别领导干部变着花样“揩公家油”，使“车轮腐败”的方式越来越趋于隐蔽化。如，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和平社区党委委员、黄果坜居民小组党支部书记刘伟琳，在2014年5月至2019年3月期间，用公务加油卡为自己和家人的两辆私家车加油122次，涉案金额6.1万元；他还通过某加油站工作人员套现公务加油卡1万余元，用于其他消费29次。2019年10月，刘伟琳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款被收缴。

此外，个别党员领导干部还存在变相超标使用办公用房的情况。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第四中学原校长凤羽为规避办公用房超标问题，于2018年10月，将位于办公楼三楼面积为59㎡的房间，分隔成办公室、会议室、资料室，三室共用一处房门进出，变相超标使用办公用房。2019年11月，凤羽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郫都区纪委监委第六纪检监察室负责人表示，凤羽在超标办公室专项整治过程中，为了规避检查做“假整改”，实际还是行违纪之实。

“应对隐形变异‘四风’问题，要健全完善科学有效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加强领导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和纪律作风教育，使其牢固树立为民服务、廉洁奉公的思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副主任杜治洲说。同时，他表示，还应更好发挥信息技术作用，做实做细日常监督，遏制隐形“四风”问题。（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从典型案例看纠治隐形变异四风问题最先出现在枣庄市峄城区城市供排水管理中心。

多宗案件的经验教训显示，受贿与行贿就像长在同一根藤上的两个“毒瓜”，互为滋长。手握权力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很容易成为被拉拢腐蚀和“围猎”的对象，党员干部最终是否堕为“猎物”，最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自身，但行贿诱导受贿，受贿刺激行贿，“围猎者”作为市场规则和经济秩序的破坏者、干部变质的“腐蚀剂”，同样值得重视，只有让受贿行贿双方都付出沉重代价，才能形成震慑，从而真正遏制此类问题的发生。

行贿者胆大妄为，一个重要原因是以前对行贿犯罪的惩处力度较小，行贿违法成本过低。传统观念对贿赂犯罪中受贿和行贿的关系认识存在误区，认为受贿者在贿赂犯罪中处于主动地位，而行贿者有求于人，处于弱势被动的地位，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另外，行贿的目的大多是想规避正常合法程序，通过走捷径来谋取不正当利益。然而，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对受贿和行贿的惩处力度在不断加大。《刑法修正案（九）》及最新《贪污贿赂司法解释》等法律，对行贿犯罪的惩处力度进一步加强。

捏住行贿者的“七寸”，通过制度方式让其得不偿失，不失为从根子上破解行贿和受贿交织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全国不少地方都对此开展了有效的探索。除了前述的深圳实行“行贿行为一票否决制度”外，陕西省也在省级层面建立了行贿人数据库，将存在行贿行为的企业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实行动态台账管理；湖南省近日通报了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第一批严重失信行为黑名单，“上榜”者将面临被限制从事招投标活动、取消享受财政补贴资格、提高贷款利率等一系列惩戒措施……

对受贿行贿一同打击，才是对腐败的零容忍。在严惩受贿行为的同时，发挥制度效用，让“围猎者”也付出沉重代价，才能坚决斩断“围猎”和甘于被“围猎”的利益链，压缩行贿行为的存在空间，还市场一个清朗环境。（来源：晶报 时间：2020年11月6日）

通过制度方式让行贿者得不偿失最先出现在枣庄市峄城区城市供排水管理中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组织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持之以恒纠治“四风”，作风建设成效显著。但仍有少数人心存侥幸，面对纠治“四风”的强大压力，由明转暗，花样不断翻新，如不吃公款吃老板、违规支出变通下账、分批异地操办酒席等。这些隐形变异“四风”问题因为形式隐蔽，存在着发现难、查处难、定性难等情况。

以往，纪检监察部门主要通过信访、办案等方式来判断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近年来“四风”监督信息系统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聚拢起监督合力，打通了消费和报销的数据链条，对财政、税务、审计、公车、油卡等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和比对碰撞，让越来越多从前不易发现的“四风”问题、微腐败无处遁形。这不仅丰富了发现隐形变异“四风”问题的手段，还提高了发现问题线索的效率和精准度，有力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深圳落地生根，化风成俗。

精准发现问题线索需要以数据为支撑，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亦是如此。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对加强信息化监督平台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建立权力运行可查询、可追溯的反馈机制，加强信息化监督平台建设，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洁”。深圳纪检监察机关的廉政档案系统不仅为每一位领导干部生成了一幅精准的“廉政画像”，还能通过数据对比及时发现他们在个人事项申报、防止利益冲突等方面的异常情况，并进行预警。“四项监督”协同工作系统则可以及时、高效、全方位掌握被巡察对象相关信息，让巡察工作的预判性不断提高。

当前，深圳正处于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全面铺开、纵深推进的关键之年，又迎来综合改革试点的重大任务。要确保各项改革任务扎实有序推进，就必须要有坚强的纪律保障。深圳将继续探索与先行示范区相适应的治理腐败途径，加速建成具有先行示范区定位的数据监督体系，为深圳的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特区新一轮改革开放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来源：晶报）

用大数据为正风反腐肃纪 插上“科技之翼”最先出现在枣庄市峄城区城市供排水管理中心。

我该怎么办

最近，因连日暴雨，老王所在的城市遭遇了十年一遇的洪水，身为某居委会副主任的他负责社区抢险和救灾物品分发工作。按规定，第一批物资本应全部用于帮扶受灾家庭，第二批才用于帮助企业恢复生产。但某企业老板老刘找到老王，提出想优先多分一些救灾物资，并塞给他一个红包说，“本来也要分给我们物资，先一点后一点，多一点少一点没人注意。况且你又不是党员，纪委不管你，像这种小事儿，法律也管不到。”老王这种“村官”果真像老刘说的“纪委没法管，法律管不到”么？

“纪律君”如是说

对老王来讲，首先要明确一点，就是基层不是法律监管的空白地带，“村官”也不是政务处分的法外之地。

《政务处分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所称公职人员，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人员。也就是以下六类人员：（一）中国共产党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机关、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委员会机关、民主党派机关和工商业联合会机关的公务员，以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二）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三）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四）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五）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六）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

老王作为居委会副主任，并且受委托从事抢险救灾工作，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因此适用《政务处分法》。

此前，由于缺乏处分依据，对该类公职人员，监察机关无法像对公务员、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等公职人员一样对其作出政务处分。为惩治与预防该类人员的违法行为，实践中，对其中是党员的，往往通过给予其党纪处分来发挥惩戒和教育的作用，对老王这种非党员的，往往依据《监察法》《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暂行规定》《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试行）》等法律法规，给予其警示谈话、责令公开检查、通报批评或者向有关机关、单位提出取消当选资格、罢免等监察建议。但是，这些处理措施针对的是轻微违法行为和严重违法行为，无法对一般违法行为进行有效处置，导致“管两头、漏中间”，这也是为什么老王感觉“纪委没法管，法律管不到”的原因。

7月1日实施的《政务处分法》改变了这一情况，该法不仅填补了对老王这类公职人员政务处分的法律空白，还解决了监察对象处分依据不统一、非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依据不严谨等问题。该法明确了各类违法行为的具体的处分种类和依据，既统一了不同类别公职人员处分标准，而且在共同违法责任承担、从轻或者减轻情节、从重情节、违法所得追缴、政务处分自动解除等方面作了统一规定，体现了共同的严要求。

因此，对老王来说，老刘请托的事情不能办，红包更不能收，否则会受到政务处分，如果造成严重后果，可能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延伸阅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初心，就是要把增强对公权力和公职人员的监督全覆盖、有效性作为着力点，推进公权力运行法治化，消除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压缩权力行使的任性空间，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严肃的责任追究机制。这也是贯穿《政务处分法》的一个重要思想。因此，在落实监督全覆盖方面，该法既实现了监察对象的全覆盖，涵盖了全部六类监察对象；也实现了惩戒种类的全覆盖，涵盖了六类政务处分和谈话提醒、批评教育等情节轻微的处理方式。既明确统一的处分标准和共同的处分使用规则，也针对不同类型的公职人员，分别规定了处分后果。可以说是一种具体的、立体的监督全覆盖，对于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公权力的监督具有重要意义。（来源：深圳特区报   日期：2020年07月13日）

政务处分法适用于哪些人？最先出现在枣庄市峄城区城市供排水管理中心。

　　揭一揭抗疫中的“形式主义”

　　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仍然严峻。中央强调，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线。

　　记者调查发现，重复繁重的填表任务、空洞鼓劲的动员会、停不下来的“迎检大战”、作秀留痕晒表扬……这些重在刷存在感的行为，消耗了基层干部大量时间、精力，耽误落实迫在眉睫的抗疫工作，引发群众不满。

　　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令基层不堪重负

　　——“表格抗疫”。北京、江苏、广东等多地基层干部向记者反映，防疫期间一天要填报十几份表格，这些表格由不同部门下发，内容基本相同，只是格式、体例稍有差异。

　　“上级很多部门下发的表格、各级防疫小组的表格都要填，内容基本相同，就是重复填写。”广东省清远市一位村支书告诉记者，防疫工作开展以来，被各类表格弄得焦头烂额，而且有些表格内容已超出了工作能力范围。例如，一项针对外来人口的检查项目，要求录入外来人员咽痛、全身乏力、眼结膜充血等情况，“村干部量量体温还行，乏力、干咳这些临床症状需要专业医生来判断，我们怎么懂啊？”

　　武汉某高校一教师说，春节前从武汉返乡后不到10天时间，就接到市、街道、社区、卫健局、教育局、派出所等各部门的电话，填写了来自社区、卫健局、教育局和疫情防控指挥部等多个部门的表格，内容都大同小异。

　　——“迎检大战”。“来了一拨又一拨检查的，就没看到一瓶消毒水、一只口罩发下来。”江苏省泰州市一街道办工作人员反映，这几天他为了应对上级各类检查忙得团团转，有时一天要来好几拨。每来一拨，街道、社区就要安排多人陪同。“这些检查很多都流于形式，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简直是‘迎检大战’。”

　　——鼓劲式会议。一位医生在朋友圈吐槽，武汉一家医院急诊科主任在一个开会现场愤然离席，原因是各级领导到医院开了三拨会，每次都长篇大论读最新文件、政策，为医护人员加油鼓劲，花去大约3小时。急诊科主任不得不带走医生：我们是继续抢救病人还是继续和你们开会？

　　某高校要求中层干部到学校开会，数百人聚集在会议室，参加校领导召开的传达政策、动员鼓劲视频会。不少教师抱怨，相关信息完全可以通过微信和视频传递，毫无必要让大家聚在一起开会，徒增风险。

　　——作秀留痕。江苏泰州市一名基层干部说，抗疫工作还在紧急关头，有些干部仍不忘晒工作照留痕。比如，街道成立临时党支部，这本是加强抗疫领导工作的需要，但有的领导热衷的却是组织集中宣誓、拍照，基层不得不紧急安排场地、横幅、屏幕等。

　　湖北某市一社区动员居民参加防疫志愿服务，活动还没进行，先要组织志愿者拍合影。“反复强调不要聚集，不理解为啥要让大家拍合影。”不少居民质疑。

　　需专门抽调人员做“表哥”“表姐”，影响抗疫工作实效

　　多地基层干部反映，各种形式主义消耗了本就紧张的人力、物力，对抗疫工作造成明显干扰。

　　在武汉市主城区的一个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9日凌晨两点，记者看到工作人员还在填写各种表格。一位工作人员反映，防疫表格的内容越来越多，各层各级数据统计量非常大，非常浪费时间。“我们指挥部办公室一半的人晚上都在填表，8个人从早填到晚，街道的工作人员接到我们电话都哭了。”

　　湖南省长沙市某社区一共12名工作人员，要服务近万名常住居民和流动人口，每天要承担防控宣传、辖区巡查、送医协调、消毒、居民劝导、物资发放等大量工作，人手非常紧张，还不得不抽出两个人做“表哥”“表姐”，专门承担数据收集、登记造表、上报信息等任务。社区主任抱怨：“人手这么紧张，却要花费很多时间重复填表报资料，这是对基层防控力量的严重浪费。”

　　形式主义还影响了防疫工作的实效。江苏泰州一名乡镇干部介绍，上级频频督查检查，但检查只是到值守点检查人员是否在岗。乡镇本就人手紧张，还要专门安排人员值守应对督查，导致人手更加紧张，一些摸排、巡查、消毒的工作无奈只好草草了事。

　　形式主义引发防控一线干部和群众的不满。广东省清远市一村支书说：“大家本来就精神紧张、劳累，平白还增加了很多无用工作，累心。”一些社区工作者说，总进行重复调查，却无法解决物资、医疗等问题，不少市民已表示不满。

　　严肃问责，提高治理能力

　　当前，一些地方开始采取措施，整治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2月6日，湖北省纪委机关、省委组织部发出通知，对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依规依纪依法从重从快查处；黑龙江省纪委监委要求，坚决纠治疫情防控过分注重填表格、要数据、报材料，增加基层负担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行为。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纪委监委12日通报了4起在疫情防控中履职不力典型案例，8名乡镇主职干部因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被问责，其中2名党委书记被免职。

　　据福建省纪委监委日前通报，省纪检监察机关严肃追责问责疫情防控工作不力问题，共查处100起、处理170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2人。通报指出，在查处的问题中，有的工作不实、失职失责，有的麻痹大意、疏于管理，有的推诿卸责、履职不力，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不少专家提出，重点还要解决防疫工作中多部门缺乏协调问题。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认为，“表格抗疫”的问题，直接原因是指挥协调系统不完整不科学，各个部门之间没有形成一个专门的信息统筹机制，应明确专门部门收集信息，从机制上避免各部门、各条线向基层派任务和要表格。

　　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示，确有必要的数据统计，应归口统一的部门一次收集，不能多头要数据，增加基层负担。可通过大数据统计、在线填报等新办法有效减轻基层负担。他表示，去年以来基层减负效果明显，但基层治理体系和部分干部的思想观念仍没有根本性转变，很多人还是习惯用文山会海、上报数据的方式开展工作。抗击疫情需要务实的态度，也需要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并运用高科技的手段。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11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要在地方联防联控机制协调下，统筹管理，一定要减少重复报表、重复报数。不要把基层有没有发文、有没有记录作为检查督导的标准，要为基层减轻不必要的负担，使他们真正全身心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记者：周楠、郑生竹、李雄鹰、乌梦达 参与采写记者：王贤 发布日期：2020-02-17）

揭一揭抗疫中的“形式主义”最先出现在枣庄市峄城区城市供排水管理中心。

　　在报道中，杭州市江干区行政服务中心市场监管窗口员工老秦是劳务派遣人员。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老秦一边利用手中的审批权为企业“赶时间”“行方便”，一边心安理得地收受企业“赠送”的500元至2000元金额不等的超市充值卡。被举报后，他面对调查组人员的质问，满腹委屈地说：“我不是党员，也不是公务员，只是一个临时工。我为企业加班工作，拿点好处，既不违法也不违规啊！”“我又不是党员，干嘛要配合你们的工作？”“我又没有正式编制，你们是不是管得有点宽了？”

　　辩解振振有词，但果真有理么？

　　过去，“临时工”“编外人员”在工作上带有一定的临时性，这类人往往“说走就走”，不易监管，出了问题也往往没有明确处理依据，以至于“临时工”在一段时间成为易出问题和推卸责任的代名词。

　　随着2018年3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颁布实施，国家监察对所有行使公权力公职人员的全覆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填补了过去监察对象上的空白。该法第十五条明确规定，无论是公职人员，还是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都被纳入监察范围。

　　一年多来，全覆盖威力初显，过去部分人行使公权力，却处于监督之外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如今，“临时工”已不再是躲避监督的挡箭牌。不仅是“临时工”老秦因利用手中的“微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受到了惩罚，还有违规注销北京号牌车辆500余辆，非法收受人民币300余万元的保山市物资再生利用有限责任公司临时工李继林等人也相继受到了处理。

　　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无论是在编人员还是编外人员，只要手握国家公权力，就必须摒弃“临时工观念”，以主人翁精神融入工作，本着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精神干事，多干些打基础利长远的事。同时这也提醒相关用人单位，“临时工”出现问题，反映的是用人单位廉政建设的问题。一出事就拿“临时工”当“挡箭牌”“背锅侠”的伎俩，如今行不通了。用人单位不能对行使国家公权力的“临时工”放松监管，而是应该完善相关制度和规范，加强管理监督。因为无论是正式员工还是“临时工”，只要行使的是国家公权力，都应在内部加强监管，在外部加强监督，如此才能保证权力被关进“笼子”，避免基层“微腐败”发生，让人民群众的权益真正得到保障。

不让“临时工”成为逃避监督的“挡箭牌”最先出现在枣庄市峄城区城市供排水管理中心。

　　近年来，中央多次强调不能再让老百姓为个证明东奔西跑，相关部门也出台了各种政策规定。但是，一些部门仍存在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和懒政怠政、为官不为情况。今年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已通报曝光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300多起，处理500多人。

　　在被曝光的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中，既有不担当不作为、服务态度差办事效率低、弄虚作假等漠视群众利益行为，也有贪污侵占、纵容庇护、套取挪用等侵害群众利益行为，都关系到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群众反映强烈。如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人民医院原院长孙廉平履职不力，致使医院违规向患者多收取一次性卫生材料费、心电图及心电事件记录费、不该收取的手术常规器械耗材费等共计28.54万元；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罗岗经济联合社原自来水收费员李桂生利用负责自来水收费的工作便利，私自截留村民上缴的自来水费264.36万元，用于个人清偿债务、购买彩票等……

　　产生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有的是因为少数基层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没有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的基层党员干部不作为、慢作为、怕作为心理作祟，责任意识淡薄；还有个别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缺位，对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存在的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没有察觉或视而不见，让违纪问题愈发肆无忌惮、无所顾忌。

　　面对“顽疾”，必须拿出真刀真枪，敢于动真碰硬，发扬斗争精神，拿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紧盯重点人、关键事、重点环节，毫不手软彻底整治。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召开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专项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工作推进会，对专项整治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体现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

　　奔波20天，只为证明“我是我”的案例再次提醒党员干部：为人民服务、维护人民利益，来不得庸懒散拖，来不得假意虚情。只有勇于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做坚决斗争，勇于担当作为，真正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才能赢得民心，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证明“我是我”案例背后 折射的是对群众利益的漠视最先出现在枣庄市峄城区城市供排水管理中心。